从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国，到朱元璋白手起家打造大明王朝，这期间一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兴衰史，有足够多的得失经验可以借鉴。
宦官乱政，以汉、唐为甚，宦官势力之大，竟可废立皇帝。接续朝代，以此为鉴，用制度严格限制宦官，防止其做大，顶多也就是仗着恩宠胡作非为，而再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。
外戚篡权，典型的成功代表便是王莽。帝后家族势力原本不俗，再借助于皇权迅速壮大，特别是世家、门阀、豪强等，借此机会更上一层楼，朝廷内外都充斥着自己人，很轻易便架空皇帝。不过，随着世家门阀群体的消失，外戚的威胁也逐渐减弱，只要在小户人家中选后选妃，没有家族势力可以依靠，就基本能够避免外戚问题。
但是宰相专权问题，却始终无法避免，因为宰相的权力来源于政治制度，只要采用这样的官制，设立这个官职，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，他坐上这个位子，自然就拥有这样的权力。
天下庶务，宰相处理，上报皇帝，一方面固然可以减轻皇帝的工作压力，尽可无为而治，但另一方面，也隔绝了皇帝与天下子民的联系，侵夺了至高无上的皇权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也正因为相权过大，而且是合理合法，才会让皇帝不得不借助于其他势力与之抗衡，进而催生了宦官和外戚参与朝政。这两种人，私心过重，大权在握很容易酿成灾祸。
历朝历代，有战略眼光的皇帝，当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，对丞相制度采取了分权的措施。在机构上的分权，设立三省六部或者两府三司，将宰相的权力分给不同的机构，相互制约。在人数上的分权，设置多名宰相或者等同于宰相的官职，让他们互相牵制，不至于一人独大。
这样做，虽然有效地限制了宰相的权力，加强了皇权，但却让行政效率变得低下，能够拍板做决策的人越多，越不容易达成一致。及至元代，废三省，独留中书，以中书省右丞相为最高，总理政务，甚至连地方组织机构，都是中书省的分支——行中书省，从而大大加强了宰相的权力。
明承元制，在立国之初，继承这样成熟的政治制度，有利于国家的稳定。但是这样带来的皇权偏弱的弊病，是朱元璋所不能接受的，或者说是封建社会继续发展所不接受的。
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，到元末明初，社会矛盾日益激烈，各种弊端层出不穷，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必须加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管控，加强皇权，以皇帝的意志改造社会，便是最高统治者想到的最直接的办法。
特别是，蒙古人前所未有地以北狄的身份，统一华夏大地，华夏正统文化没有了保留地，所谓“久染膻腥”，朱元璋恢复汉人正统，改造社会的意愿更加强烈。所以，他强化皇权的手段，不再是分割相权，而是一劳永逸，从根儿上解决问题——废除丞相制度，让丞相或者类似的官职，失去合法的权力来源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胡惟庸的获罪、处死就是历史的必然，是朱元璋深思熟虑的结果，即便不是胡惟庸，换作任何人也是同样的下场，都是政治的牺牲品，怪只怪时运不济，赶上了。
虽然朱标不是朱元璋，没有为子孙后代扫清道路，屠杀功臣的另一层打算，但是从他意图打造一个全新的、更加强盛的大明帝国的角度出发，集中权力也是必由之路，废除丞相制度，而引入内阁，也是不得不做的事。
明代的内阁政治，不是丞相制度的变体，就算最有权势的个别首辅大臣，也没有以往丞相的权力。政归六部，皇帝总揽，这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，内阁不过是出谋划策，阁臣有没有权势，完全依赖于皇帝的好恶，没有任何制度的保障。如此一来，天下大事尽操于皇帝一人之手。
再回到之前的话题，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，若不犯下大错，如何能将丞相制度一棍子打死！所以，姑息养奸是必要的，要给他创造机会，古人早就为此树立了榜样——郑伯克段于鄢。
放权于他，是第一步。手中有权，私欲膨胀，难免走上歧途。弱化监督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。现在的御史大夫陈宁，和胡惟庸的关系一般，不远不近，要尽快将涂节提拔上来，加快他们沆瀣一气的进程。
有了这两条，再加上淮西集团的狐朋狗友，纵有不法事，也都能够压下去，不会直达御前。如此，他便有恃无恐，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了。